2006年12月26日晚，本人因圣诞狂欢夜而触景生情，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113周年诞辰的文章：《毛泽东，今晚我为您而流泪！》。让本人始料未及的是，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短文，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竟引来了3300多条评论！其中支持和谩骂的声音相互混杂，看得我眼花缭乱。这篇文章得到如此热评，并不是说我的文章写得有多精彩，而是源于大家对毛泽东这位历史伟人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这些评论绝大多数是匿名的，评论的内容在这里我不想加以评判，只是对其中有关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一事再谈谈本人的一些看法。

毛泽东为什么要搞个人崇拜？官方的宣传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出于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政权，树立伟大领袖个人权威的需要；而民间反对声音则流传的是，毛泽东出于个人权欲心膨胀，将自己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一介草民，我至今难以勘破毛泽东当时的心境。

近期，我在业余时间潜心研读了一些有关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的书籍，其中既有正史也有野史，但不管怎样，我多多少少了解了这位伟大人物在当年为什么要搞个人崇拜的动因。

众所周知，毛泽东晚年创造了“个人崇拜”的奇迹，中国人民对他的信赖和服从几乎达到迷信与盲从的地步。这种对一国领袖的极端神化，在当代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这种现象的产生、发展及至消退都有着极其深刻的时代背景，这与毛泽东本人对当时的国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析，以及他自己对个人崇拜的逐步认识有很大的关系。按照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认识态度，我们可分三个步骤来寻觅他老人家当年搞个人崇拜的轨迹——

一、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

1958年以前，毛泽东基本上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他非常注意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强调个人的影响力。1943年3月20日，中央书记处决议，主席有最后的否决权，但他从不轻易行使这个权力，每遇重大问题，他都要找其他领导同志商量。1945年写历史决议时，他一再表示：“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一点我个人的意见。我也是一个党的代表之一，如果什么事都写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人家喊万岁，我说我只有52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1954年起草宪法时，毛泽东亲自删除了过分称颂他的条文，使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尽可能地表现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为了防止搞个人崇拜和神化党的领袖，他还反复强调学而知之：“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以前就有过各种各样的非马列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他的用意就是向大家说明自己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人而非神。1953年，毛泽东在一次夏季工作会议上，再次重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的六条：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1956年4月，为了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重申：不要用党内人名作地名；不许发一切搞个人权威的致敬电；不要提英明领导；不要用马、恩、列、斯、毛这样的提法；不要迷信个人权威。毛泽东还多次提出领袖和群众关系的问题，他指出：只有依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才能保证党的队伍的团结一致。事业是多数人的事业，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没有干部不行，没有群众就更不行！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只起一种领导作用，任何时候都不要夸大干部的作用。

以上种种事实，突出地表现了毛泽东作为一名唯物主义者，作为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对实事求是，对群众路线等原则性问题的坚定立场。

二、对个人崇拜开始转变态度

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事情的前因是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彻底否定了斯大林。消息传来，在党内产生了共鸣，有一部分同志表示了我党也应该反对搞个人崇拜。当时，党内有少数高级知识分子,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除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外，没有创作新的著作，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著作。对党内散布的这些言论，毛泽东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一种对自己在党内至尊权威的挑战。他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欲感到在我党有赫鲁晓夫似的阴谋家、野心家存在，他必须加以警惕，必须在党内提高自己的个人权威，否则的话，势必引起党心和民心的焕散，进而影响他对全党的绝对领导。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的说法：“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崇拜是不正确的崇拜，是不加分析，盲目的崇拜，这是不可取的。”从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的坚定立场已发生了动摇。

成都会议之后，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此时，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使我国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1962年，在一次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关于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讲话：“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一个人专断。”“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牢固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时候，毛泽东对个人崇拜仍持反对态度，但后来随着苏共二十二大的召开，赫鲁晓夫再次强调反对个人崇拜，进一步全盘否定斯大林，这无疑给毛泽东敲响了警钟，使当时有望恢复平衡的政治天平再度向个人崇拜方向倾斜。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会上说：“近几年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1965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老朋友斯诺时说：“……那时虽然还谈不上搞个人崇拜，但是政治形势却很需要有个人崇拜。”这表明毛泽东为当时政治权力的需要，开始默认甚至鼓励个人崇拜的作法，而事实上，此时由林彪等人的搞的红海洋、红宝书、忠字舞、语录操、早请示、晚汇报等个人崇拜的形式已基本定型。

三、怂恿、鼓励搞个人崇拜

站在今天的历史角度上看，当年全国各族人民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虽然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但主要因素有两点，一是林彪怀着个人目的对毛泽东的过度吹捧；二是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掀起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潮。毛泽东在文革时期能够跃上神坛，全靠林彪和红卫兵的推波助澜。

林彪凭他精明的头脑，揣度了毛泽东当时的心境，并得到了他的信任。庐山会议之后，他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不仅在军队，而且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1966年《人民日报》刊登的《部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革命谚语选》中出现了诸如“毛主席的书，不是金，比金贵；不是钢，比钢坚”；“毛主席的书，句句是战鼓，句句是真理”；“千条江河归大海，万条真理归毛著”等具有个人信奉色彩的语言，毛泽东思想被神化的同时，毛泽东本人也被极端神化了。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称毛泽东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上的天才,并动情地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为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

这些话尽管听了让人感到肉麻，但因政治上的需要和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不仅默默接受林彪的吹捧，而且无论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都态度分明的表示了对个人崇拜的认可。毛泽东熟读史书，懂得如何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他深知要巩固政权，必须牢固树立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只有让自己的个人威望深入人心，才能更好地统领全党，一心一意地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毛泽东是个好胜心极强的人，他认为自己能够带领全党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一定能胜任肩负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任。他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厚望，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有必要借助搞个人崇拜来抬高自己在党内的威信，从而使自己每一个工作设想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落实。林彪摸准了毛泽东的脉搏，并且将这位踌躇满志的伟人的心思一一付诸于实践——

1966年5月至6月，在整个社会着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舆论影响下，一些红卫兵组织相继成立。他们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强大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这些热血青年的豪言壮语，表明红卫兵组织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对毛泽东的极端个人崇拜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与此同时，广播和报刊等新闻媒体，在林彪等人的授意下，对毛泽东的宣传日益升温，这无疑对红卫兵崇拜毛泽东又起到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从1966年2月起，《人民日报》报头，以《毛主席语录》取代了往日的《今日要目》。8月12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召开了隆重的“迎宝书”大会，每人免费得到一套《毛泽东选集》。同时，全国各地也掀起了购买《毛选》热，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已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8月1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向全国播发后，大量贺电涌向北京，全国各省市机关团体，纷纷向“最敬爱的党中央、最敬爱的毛主席”表示对公报“坚决拥护”的态度。贺电的结束语，一律是当时最风行最激动人心的语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将人们对他的崇拜推向了新的高潮。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红卫兵挥舞着手中的红宝书，有节奏地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面带慈祥的微笑挥动“巨手”向群众致意时，城楼下响亮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连绵不断，淹没了天安门广场周围的一切声响。这种震撼人心的宏观场面，通过广播感染了全国人民，从而在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抑制不住的崇拜狂潮。从此以后，言毛主席必先加“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副词。“手不离语录，口不离语录”成为检验人们是否忠于革命，忠于领袖的试金石。集体活动时，集体背诵语录的做法很快流传开来。唱领袖歌曲，张挂主席画像成为时尚。佩戴、制作和收集各种主席像章逐渐演变成又一种狂热。当然，中国人民如此信奉毛泽东，并不单单是靠林彪等人的吹捧，其中他个人魅力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领导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让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的新中国的辉煌业绩，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如此虔诚地崇拜于他——老百姓心头有一杆称，他们能够衡量出毛泽东在他们心中的份量。

林彪靠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奠定了自己“毛主席最可靠的接班人”的地位，而且还破天荒地被写进了党章。红卫兵应运而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他们凭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一度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导力量。毛泽东借助这两股势力，重新树立了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稳定了一时曾经失控的政治局势，将那些欲阻碍自己实现宏图大志的绊脚石一一清除。毛泽东此举，功过是非，自有历史评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从反对个人崇拜到默认和怂恿个人崇拜，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奢侈享乐，而是为了实现一种具有强烈个人意志的政治抱负，他企望凭自己的雄才大略，为中国老百姓创造一个人人平等，人人丰衣足食的清平世界！

1970年12月，毛泽东向斯诺解释了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有必要采取个人崇拜的作法，并预言这种做法将会逐渐改变。他说：“在过去几年中，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不搞不得了！但现在没有必要再搞下去了，应当降温了。所谓的“四个伟大”很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毛泽东之所以要搞个人崇拜，是因为当时形势的迫切需要，而当时国内的情形是，许多省市地方的权力都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他需要用个人崇拜的做法重新树立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并鼓励广大群众用革命行动去摧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官僚机构。然而，让毛泽东始料未及的是，由林彪等人煽起的个人崇拜之风，已泛滥成灾，它所到之处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影响了一个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毛泽东直到逝世，都没有能力有效地控制这种全民崇拜的狂潮。

这是毛泽东的不幸！

这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新风博客      2007-2-8      星期四